美国洛杉矶大地震、日本阪神大地震以及台湾9-21 大地震后，当地都实行了大量的心理救助工作，但结果是人们仍不能完全摆脱阴影。比如美国，好些发生大地震的地方，老年人口之后几年自杀率都高于别的地方。因此，四川八级大地震对当地灾民的心理造成的长远影响虽然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我相信，既然其他国家都有这个规律，中国也不会例外。

　　灾区人们受到的创伤程度都会呈现出一个倒金字塔的状态：伤害的范围虽然在缩小，可是深度却在增加。唐山地震发生距今已经32年，可是根据北京大学心理系两年前在唐山做出的研究，当地心理失调需要就诊的人，占总人口比例仍然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数字。而汶川地震近日更勾起了很多唐山人对于1976年的回忆，甚至有人在床上一病不起──这些都说明地天灾对人民带来的心灵震撼刻骨铭心。

　　毫无疑问，对于地震灾区人民的心理治疗和心理重建的过程，将会比物质和生理重建的过程更长──这是国内外经验普遍证实的道理。我估计，这次心理重建需要20 年的时间。20年在中国代表了一代人的成长。换言之，带来的影响起码持续一代。而对于当地的年轻人，影响更为深刻，其影响的程度目前也是难以估量的。

　　不可否认，汶川地震的心理援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两星期内几千名心理工作者汇集到了一地。但也正是如此庞大规模的援救行动，暴露出中国心理救助方面的很多问题。

　　首先是救助行动缺乏组织。大部分前往援助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不仅官民不分，连卫生部派去的志愿者到了灾区以后，也多各自分开工作。于是，在受灾地区附近的乡镇和容易到达的地方，就连连有志愿者造访，先后得到多次心理治疗，而不容易到达的地区却无人问津。

　　另外在工作开展初期，救助志愿者的心理干预技术也不统一。前一组心理工作者对受灾者选用一种方法治疗，后一批工作者在不了解或不知情下，又用了另一种方法，情况杂乱无章。这次救助行动也暴露了中国心理学水平和国外巨大的差距。《美国心理援助手册》指出，心理援助者们面对的是“正常人”（normalpeople），不是病人。可是国内的一些心理专家却普遍把受灾者与心理不正常者甚至精神病人混为一谈。

　　另外，中国政府虽然从本世纪初便于各个部门开始建立紧急预案以应对突发事件，且也颁布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当中包含了心理学的内容，但体现还是不够，志愿者们在何时何地按照什么规定派出之类的问题也无人能答。我是中国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里惟一的心理学专家，每次灾难来临时，虽然他们都会来问我对于灾后心理治疗的建议，显示灾后心理援助已得到一定的重视。但汶川地震让我们清楚看到，仅仅重视还是不够的。

　　看看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心理援助在50年前于这些国家里也没有受到重视，但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在受到教训之后，即迅速组织起人力、物力发展这个领域，为下一次作好预防。

　　按照人口比例，目前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只有7,000人，而美国有20万人，所占总人口比例在中国是在美国的1/200。虽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源为国情所限，但起码也应该达到美国的1/20。再者，在目前有限的心理学人口中，多数研究者还在师范院校从事教育的工作，真正搞应急救助者并不多。

　　在2003 年SARS 过后，中国政府很不错地把传染疾病的应急预防深植人心。我认为，经过这次汶川地震，国家也应进一步发展急心理援助，而非在灾难来临时，仅匆匆把稍获紧急培训的救助者送往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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