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离婚》里面写过:“革命青年一旦结婚,便会老实起来。”2007年，这个观点已经不合时宜——单身优质生活的愿景正成为中国时尚杂志的封面，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开始逃离婚姻。2006年，从上海、广州、南充、长沙等地开始，“80后”的年轻夫妻暴露出婚姻脆弱的问题，“闪离”现象有蔓延趋势。日本流传一种“因激情而结婚，因经济而离婚”的说法，在中国，这些年轻人则成了“因激情而结婚，因脆弱而离婚”的代表。

　　根据郑州市金水区婚姻登记处的陈香兰结合生活经验对年轻人的一个判断，“结婚不到一年便离婚者，已占到离婚族的1/4还要多”。北京市闵行区法院已经开始总结“80后”离婚现象，结合法官的分析，在父母家蹭饭的独生子女们都是高危人群，罪状是“以自我为中心、社会经验不足、生活料理能力差、缺乏忍耐和包容、啃老、对感情的幻想多于现实”，因此，“在婚姻生活中难以担当好一个丈夫或妻子的角色”。

　　 “50年代离婚，多为包办婚姻；60年代离婚，多为阶级成分；70年代离婚，多为路线原因。”这段顺口溜显然应该接上一句：“80年代离婚，因为搞不清结婚原因。”在60、70年代生人看来，不少“80后”的婚姻茫然不知所措，没有安全感，但由于大多没有什么财产可以分割，也没有子女抚养的问题，属于注重自我享受、婚姻的“自由行”一族——他们的单身现象是这个时代的投影。按曾被控“有伤社会风化”的苏格拉底的说法，结婚或独身，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反正肯定都会后悔。

追问者

　　2007年，河南一位44岁的妻子因为嫌丈夫（已有20年使用期）买的豆芽长得有点儿粗，便拉着丈夫去离婚（但不到10分钟又复婚）。在原因一栏，他们填上了“性格不合”这个抽象名词——逃离婚姻的中年人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式离婚》的目标观众，他们已经消除了对离婚的恐惧，信奉海伦·罗兰的话：“恋爱是追求；婚姻是追打；离婚是追问。”

　　“当‘合伙’的预期收益超过保持独身或继续寻找配偶所担负的成本时，个人便会选择结婚。”诺贝尔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如是说。那么，离婚者或许只是想改变和生活的交易方式——婚姻市场的资产重组频率正在加快：虽然共有家庭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爱情如房价般高企，婚姻比股票风险还大，更多人考虑在被套牢前赶紧平仓。芝加哥街头的广告牌说“生命苦短，快离婚吧”；中国的熟男熟女则说“离婚是对不良资产的剥离”。

　　逃婚者要达到目的并不复杂：乌干达人只需杀掉一头牛；尼泊尔人只需在伴侣枕头下面放上两颗槟榔；沙特人只要对着配偶连说三声“离婚、离婚、离婚”，就此分手。而2003年10月后，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中国人只要带齐了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离婚的过程不会超过20分钟——广州一对 “冲动夫妻”45天就离婚两次。

逃婚者要考虑的问题却很多：为了离婚，传媒大亨默多克付出了14亿欧元，政治捐款人萨珀斯付出了10亿美元，而军火巨商卡舒吉则付出了7亿欧元——对已婚的中年中产来说，单身无疑是一件奢侈品，他往往要削减多至50％的资产，来换取虚无缥缈的自由。不是人人都如切尔西的老板，离婚背后有总统普京授意，离不离没有悬念。

　　五一黄金周期间，上海、广州等地都出现了离婚小高潮。在广州市天河区，离婚需要预约，排队有时需要一个月。“与一个好女人的结婚，你是在暴风雨中找到了避风港；和一个坏女人结婚，你是在港中遇到了暴风雨。”婚姻存在风险，胆小慎入；中国人显然已经提高了抗灾能力——正如一篇关于“离婚潮”的文章所言：“100年前，康有为说，男女之事，但以徇人情之欢好；100年后，《中国式离婚》中的刘东北说，婚姻法应明确规定，婚姻期限不应超过三年，好了再续三年，不好拉倒。”

精神单身者

2007年5月，《法制晚报》的记者从北京的法院及民政局管理处的2006年离婚的数据中分析出一个结果：“三年之痒”已经取代了“七年之痒”。根据法院判决的离婚案例，他们发现2005年北京理由排行第一的是“外遇”，而2006年北京离婚理由最多的，变成了“家庭生活琐事”。

　　《单身公害》的流行歌把“单身公害”唱成网上流行语，已婚人士完全可以通过“批判”单身者找点乐子，但在单身潮中，他们并不仅仅是旁观者。当爱情与婚姻被视为二律背反时，当镇海民政局发现“网络”和“经济”成为婚姻的两大“杀手”时，更多已经结婚的人存在“单身心态”——周末婚姻、法式婚姻（分房而睡）、伪单身、亚婚姻、试离婚……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婚姻的拥有者，也是精神上的单身者。不妨认为，他们也是爱情的投机主义者。

　　价值观已经改变，正如《现代都市的单身群落》一书的发问：“一种与传统的游戏规则相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犹如生命力极强的热带藤状植物，枝叶茂密地在我们的周围无限制地蔓延开来——挣脱了婚姻纽带之后，男人和女人将怎样生活？”

　　 “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恩格斯的名言经常被简化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更多40岁以上的中产阶级结婚的时候，没有这个好分好合的自由时代，在对闪婚闪离的“80后”身上进行着想象和教育时，他们亦无法保证自己的心灵不会出轨。也许，这也是一种心态：F40暗中羡慕F4。

一次角色扮演和一个国家的未来

　 中国的年轻人从32岁起就开始规划养老问题——这是根据2007年《全球退休生活角度调研》得出的数字。对单男单女来说，养老更不是每个月到银行存入625元那么简单。为着那无可寄予的未来，他们的生活教科书不得不增加股票、基金和房地产课程，不得不为自己准备一份专属保险规划：购买终身寿险还是定期寿险？要不要搭些医疗险、意外险和癌症险呢？

　　这种单身身份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并不是专属个人的问题。《中国青年报》就这样描述着一个中国27岁普通青年的单身生活：“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正置身于新一波都市青年单身潮中，这股潮流正引起中国社会的某种不安。”

　　布兰妮失去了婚姻并精神忧郁，剔光了头发，肥胖然后减肥；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得不让穿女仆制服的女孩在血站吸引年轻人前来捐血——单身问题无疑为全世界的社会学家增加了工作负担：25年来，美国结婚率下降近30％，直到“9·11”后才迎来结婚和生育高峰；日本战后婴儿潮的第一代人口进入退休期，由“成田离婚”到“婚前离婚”（蜜月结束离婚），单身无疑为老龄化社会雪上加霜。

　　中国的单身观念同样来自全球化单身工厂，但中国人显然未如美国般走向皈依，也未如日本般已深受老龄化社会之害。1995年，在上海大公司工作的单身女性单独拿到房屋补贴，写入了单身族的大事记——这让一直担心不结婚分不到房子的中国人，开始了情感的自我选择。到了2007年，北京、上海的单身男女早已冲破百万，中年人不再害怕离婚，占据2亿人口的“80后”突现离婚潮……在《新周刊》和搜智调查机构访问的1024名单身中国人中，244个中国人将单身的选择等同于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对一个人来说，单身只是一次角色扮演，带来的是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经济清单；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在普遍的“421”家庭模式下发生的单身潮，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

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曾达到顶峰，但这一代人需要供养的子女和老人较少，直接成为一个国家生产和消费的动力，带来过巨大的“人口红利”。但到2007年，按照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的说法，这种“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国消失——突然之间，在那幕只充满背叛与自由的婚姻时代剧中，拥挤的城市、消费的压力、社会的保障、过度开发的环境、老化的人口，就这样伴随你的一个决定，改变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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